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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藝考1977 | 龍翔:望學生們“聽從你心,學有所致”

2018/3/1 0 來源:寶藏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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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開年熱映的電影《無問西東》中,“愛你所愛,行你所行,聽從你心,無問西東”的臺詞激勵了無數觀眾。雖然龍翔并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但這位國內外著名的雕塑家談起對年輕學子的寄語,第一句話就是“選擇自己真心熱愛的,選擇自己想用一生去付出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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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恢復高考后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首屆雕塑系學生,他是如何擠過千軍萬馬,成為當年浙美西南地區唯一錄取的考生?川美“藝二代”的他為什么要堅定來杭州求學?沒有手機、沒有高鐵的時代,背著鋪蓋卷的寫生經歷又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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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1959年出生于重慶,1982年畢業于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雕塑系并留校任教;1993年赴法國研修和交流;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浙江省學科帶頭人。歷任雕塑系主任,現任雕塑與公共藝術學院書記、副院長,主要從事雕塑藝術教育、創作和雕塑材料視覺的研究。中國美術家協會雕塑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雕塑學會副會長,建設部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委員會藝術委員會委員、浙江省美術家協會主席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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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 x 龍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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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是典型的“藝二代”,家庭藝術氛圍濃厚。當藝考的機會來臨時,當時身為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的父親并沒有強制留他在身邊,而是一直鼓勵他“要走出去,中國最好的雕塑系就在浙江美術學院,你一定要去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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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龍翔與大人體泥塑習作(后為曾成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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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藝考前您在哪里?當年是如何備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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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那是1977年10月,我國剛公布恢復高考的消息,一個月后就在全國進行考試。1977年我沒有參加藝考,一是沒做好準備,二是因為1977年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以下簡稱“浙美”)雕塑系還沒恢復招生,所以我報名參加考試是1978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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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考前夕,我還是四川省威遠縣鎮西區桐勝人民公社雪花大隊第四生產隊里的插隊知青。那地方非常偏僻,我前幾年重訪故地,那兒的發展還是比較落后,道路倒是通了,但只能通到過去的公社,生產隊的一段路還是要靠步行才能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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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就是山區,和生產隊的社員一樣,我每天一大早就要去坡上勞動,等夜幕降臨后就開始挑燈復習。若是遇到"小春""大春"時節,那個累沒法形容。我插隊的地方,既無通訊更無電,晚上看書用的都是煤油燈,若要與家里通訊或接收郵來的學習資料,均要步行20多里路到鎮上的小郵局辦理。我就是這樣一邊“修地球”,一邊備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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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龍翔與大胸像泥塑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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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考取浙江美術學院是當時的理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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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那是絕對的理想。我的家人就是四川美術學院(以下簡稱“川美”)的。我父親是老川美的雕塑系主任,母親也是雕塑系的教授。我從小就受到家人的熏陶,所以當時鐵定了心要考進浙美雕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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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直跟著父母在雕塑棚里長大的。讀小學那會兒,全國各地都在制作毛主席像、《收租院》以及其它紅色題材雕塑。父母在那段時間走南闖北,于是當時的我只能不停地轉學,所以有關小學同學的記憶我幾乎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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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作為川美的家屬子弟,集體下放插隊到桐勝人民公社的,而后再分配到各大隊和生產隊。恢復高考的消息對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來講非常具有吸引力,這就像一聲春雷,喚醒了許多人塵封已久的“大學夢”。那時候全民都在備考,雖然各個大學都恢復了高考,但招生名額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競爭非常激烈。無數人想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積壓了十年的考生,年齡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不等,所以那時候的高考往往會出現一個很詼諧的現象,就是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和他爹他娘都窩在一個班里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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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說“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從四川縣城到重慶,19歲的龍翔居然是坐在綠皮火車頂上去考試的。就是這趟特殊的考試經歷,讓他成為當年浙美西南片區唯一的雕塑系新生。在最后兩位候選人競爭中,龍翔的素描能力略弱于對方,但泥塑能力很強,并且年齡比較小。大學二年級回家時,川美家屬大院的小伙伴們對浙美的仰望,讓他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白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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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胸像創作課程(左起:龍翔、曹星源、于小平、王安江、楊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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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除了浙江美術學院外,您還參加過其他藝術學院的考試么?為什么會選擇考浙江美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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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我沒有參加過別的藝術學院的考試,一門心思就是要考上浙美。其實川美也不錯,以我當時的水平可以輕而易舉考進川美,再加上我的家也在那里。但我父親說了,你要到更遠的地方去,因為浙江美術學院才是中國現代雕塑藝術教育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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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恩師都是浙美畢業的,所以他對浙美有種特殊的情感。父親對我講,要學習雕塑專業,我必須要成為全方位的人才。專業固然重要,更要知道中國雕塑藝術教育的源起在哪里,然后在這個過程中,就會了解到中國雕塑藝術由西到中后是如何演變的。在浙江美術學院的平臺里,我可以更好地選擇未來的藝術研究方向,以及更為準確地找到屬于自己的藝術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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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與班主任在上海戲劇學院合影(左起:李秀勤、楊奇瑞、曹星源、曹恒、湯守仁老師、曾成鋼、龍翔、王安江、王黎明、于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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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談談您藝考時的記憶,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人或事?或者您有沒有擔心過如果沒有考取浙江美術學院該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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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當然有過這樣的顧慮。我是1978年春季考試、秋季入學的。當時考試是浙江美術學院到四川美術學院來設置考點,具體有多少人去考雕塑系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印象中當時的考試現場烏壓壓的有一大片人。我是考完后才知道,當年浙美給整個西南片區雕塑專業只設置了1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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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考試比現在要復雜得多。前一階段是按照恢復高考后大學的統一試卷參加文化課考試,文化課考完后再進行專業考試,內容包含素描、速寫、色彩、泥塑、現場寫生等,那相當于現在中國美術學院本科二三年級的考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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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美的監考老師就在現場看我們寫生。初選在考試時就開始了,當時只有兩人入選,我是其中之一,但只有一個錄取名額,在場的老師拿不定主意。他們把我們兩人的雕塑作品和模特的形象分別拍成照片,然后把資料帶回浙美,請時任雕塑系主任王卓予先生、副主任鐘兆鼐先生以及其他老師再進行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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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浙江美術學院78級雕塑生與湯守仁老師合影(后排右二為龍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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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當年印象最深的人,那就是兩位從浙美來的監考老師。后來我到了浙美才知道,他們其中一位是當時浙美的副院長王德威,還有一位是浙美工藝系的系主任薛步青。第一次接觸大牌院校的老師,我發現他們不僅風度翩翩,還平易近人,看到他們后我心里就有一種“這個學校我非考不可”的強烈渴望。盡管我從沒去過杭州,更沒親眼見過浙美,但他們告訴我,我們的學校就在西湖邊上。當時我對西湖的唯一印象來自一張豆腐干大小的黑白照片,就這樣一瞥,就覺得它非常美了。我還知道浙美早在1928年時就建立了,能去歷史那么悠久的學校上學是什么概念?雖然50年代建立的川美環境也不錯,但浙美一定會更漂亮......當時的我陶醉在現實與想象中,這一切真是太誘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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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還記得當年藝考的題目是什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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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我記得當年有兩道創作題讓我們任選。其中一道命題印象不深了,內容大致是要表現城市里的互幫互助,另一道命題叫“開墾”。當時我看到“開墾”兩字就知道,出題的老師非常照顧我們,因為參加考試的絕大部分學生都是知青。下鄉的生活,就是農閑時要興修水利、開山劈石修渠道,當年的紅旗渠在全國都是非常有名的,這些都是開墾出來的。知青生活讓我腦子里隨便想個造型都和開墾有關系,至于深度有沒有,這另當別論。我當時創作了一張四開紙的素描稿,內容是一個赤著上身的青壯年掄著大錘在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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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浙江美術學院入學考試現場。龍翔正在進行泥塑、素描、寫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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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就是速寫考試,一名模特在室內走來走去,我們得快速將他的形象勾勒在紙上。然后繼續色彩考試和泥塑考試。泥塑考試讓一個老大爺做模特,我們得在四小時內把他的面部形象塑造出來。很有意思的是,我在塑形的時候,當時有老師把現場的照片拍下來了。這些照片還是后來我到了浙美雕塑系做老師后查檔案時無意中發現的,也算是個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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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您當年只有十九歲,還是一個青少年,也是帶著好奇的眼光看世界。有沒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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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見過外掛在火車外的印度人么?當年的藝考,從威遠到重慶差不多300多公里路,我就是和印度人一樣坐在綠皮火車的頂上去參加考試的。當時太窮,一群知青都沒錢買車票,只能逃票,在車廂里會被列車員查到,只好一伙人爬到火車頂上去。考完后就一身輕松了,好不容易回趟城里,知青們就聚在一起,談談理想,再談談考試的感受,預估一下自己考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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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江蘇下廠實習時與帶隊老師合影(左起:曹星源、龍翔、韋天瑜、楊奇瑞、于小平、曾成鋼、曹恒、王安江、徐凱、許淑陽老師、王黎明、潘錫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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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時候一起去考試的小伙伴全是川美的家屬子女,所以記得當年至少有一半都入選了。印象中很多同學考到了四川美術學院和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我則是一個人考到了浙江美術學院。第二年回家過年時大家再聚,我才慢慢感受到他們對浙美的仰望——在他們的心目中,浙美是公認的最難考、同時也是最好的學校,我很榮幸我考上了,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白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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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在宜興美陶廠實習,雕塑系部分同學合影(第一排左一為龍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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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采訪中我說到,當時與我一起進入初選的還有一個考生,他的名字叫余志強,時隔很久后我才知道,當年我為什么會獲勝。當年的評選老師說,從素描上來看,他的功底比我強,但我的泥塑造型能力在他之上。我們兩人其實在專業上水平相當,最后我更勝一籌的原因是,他的年齡比我大很多,雕塑系覺得年齡小一些可塑性會更強,未來的發展空間也會更大,所以思慮再三后把我留下了......后來,1980年時就恢復研究生考試了,我的“對手”余志強考取了川美的研究生,畢業后留校,在我父親退休后,他就接班做了川美的雕塑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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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過去了,龍翔早已從當年那個四川少年成為國內外著名的雕塑家。有時他會問起現在的孩子們為什么要考美院,當聽到類似“爸爸媽媽說這里很好”的回答時,他不免有一絲擔憂......對于現在年輕的考生們,他更希望他們能忠于自己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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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每年都有新生入學,隨著時代的變化,年輕人的特點是否也在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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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那變化肯定很大,而且有些變化甚至連我自己都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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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變化應該是現在的年輕人知識面要廣得多。現在資訊發達,從現象上來看,他們的資訊與我們那代人的資訊是同步的;但從事物的評判與認知上,那我們可能比他們的認知要深。這和閱歷與歷年的綜合知識積累都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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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扁平型和同步性,是今天最大的特點,但同時也帶來了知識的膚淺化。資訊膨脹性對人們的灌輸,很難讓人靜下心來對某件事進行深究,全都流于表面。這就是“廣而淺”和“精而深”的區別,畢竟這么多年來,我們對事物的關注度,早就形成了特殊的過濾方式和選擇方向,而今天的年輕人興趣非常廣泛,他們的思維是跳躍性的,今天興趣點是這個,明天就有可能發生變化。但對我們來講,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就是深究,盡管我們也很希望像年輕人那樣什么都能去碰一下,但精力有限,就不得不割愛并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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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與班主任合影(左起:班主任達榴生老師、楊奇瑞、于小平、王安江、徐凱、龍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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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現在的學生與當年的我們做個比較,打個比方,今天的下鄉采風基本上就是一個“跟團游”的概念,談深入生活根本就談不上。基本就是整隊人員包給旅行社,然后安排好旅游大巴接送,到達目的地后馬上先入住旅店,這如何體驗生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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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去下鄉那是要打好背包,帶上鋪蓋卷,衣食住行都得隨身攜帶。到了目的地后,每個人會分到一個社員家中,然后自己把地鋪和被子都整理好。如果是去小城鎮,我們就住在當地的文化館或學校里。要是在學校留宿,我們要更早起床,把被褥全部打包放到教室邊上,因為教室早上要上課用,我們是用學生的課桌拼起來當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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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前往葛洲壩工地體驗生活途中(左起:龍翔、楊奇瑞、達榴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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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年我們去葛洲壩采風體驗生活,當時的葛洲壩還在建設,五月份的天氣還有點冷,我們學生和老師一起去工人的工房里一溜串地打地鋪,與他們同吃同住。我們太受歡迎了,因為我們是去現場為工人做泥塑,他們聽說是浙美來的學生,都覺得不得了!盡管環境很艱苦,但是在這過程中,我們才認識到工人是如何生活的,大家都體驗到了人生的坎坷,經歷過才知道如何更珍惜生活。這種生活現在的學生們能體驗到么?不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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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葛洲壩工地體驗生活時與年輕工人合影(左一為龍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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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去看古代石窟造像,心里激動得不行,一直拉著老師問這問那,連中午吃飯都覺得是種浪費,隨便買點面包就坐在石窟前不停地找各種角度開始寫生,在繪畫的過程中去感受古人的造詣。而現在有不少學生拿起相機或手機對著造像拍照就是“到此一游”了,等到要交作業時就回宿舍閉門造車,把照片翻出來開始畫,交卷的時候就說這是我現場寫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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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在強調“田園調查”,田園調查是與現場的環境,乃至現場的氣候都有關聯的,深入其中你才能感受到當時開鑿這些石窟造像時,工匠們是在一個怎樣艱苦的環境中工作,在這樣的環境里還要雕琢出這樣好的造像,你想想那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而現在的學生拍了照片后,在暖窩窩里畫畫,如果問他們造像與造像之間有什么區別,或者石窟與石窟之間又有什么區別,他是說不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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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龍翔在街頭色彩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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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有什么可以和剛參加藝考的學子們分享的故事,或是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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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翔:重要的是選擇自己真心熱愛的,選擇自己想用一生去付出追求的,而不是僅僅為了改變一種環境而去做出不必要的調整。我曾經問過一些孩子們為什么要考美院,有很大一部分人回答“是爸爸媽媽要我考的”,而從小立志做藝術家,純粹為了藝術而來的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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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和中國美術學院擴大招生規模后有一些關聯。恢復高考那幾年,浙美最大的一個班也就10個人左右,通常都是5-7個人。那是一個“千軍萬馬走獨木橋”的年代,要在多少萬人里面選擇這幾個人,只有立志要獻身藝術的,才敢來走這獨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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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雕塑系部分同學在西部考察路上(霍去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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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美術學院,一個系一招就是30個名額。在這30個學生里面,我們每年也在觀察,估摸最終會以藝術作為終生追求的,可能也就5-6個人,而其他大部分學生只是來中國美術學院鍍個金。他們在學院的這段學習,在某個時刻會為他的未來人生道路加持一些分數,但他畢業后是否會從事藝術創作方面的工作,那就不一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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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個時代非常強調“學有所致”,學什么以后就要做什么。當年的浙美雕塑系是兩年考試一次,隔年招生,除了我們78屆的學生稍微多一點招了11個人(因為是十年積累下來的),后面都是每兩年招5-6人,相當于一年只有2-3個名額,所以我說那時候是精英教育。當年雕塑系的同學們在走向社會后都沒有轉行,一直在從事藝術教育和藝術創作。迄今為止,教育界、包括整個社會上都在說,當年77、78屆學子,的的確確是這個國家的棟梁。這個時期的學生當年都吃過苦,都經歷了“春夏秋冬”,知道國家、民眾需要什么,也清楚自己的責任與擔當,所以有較強的使命感與藝術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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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春游路上(左起:楊奇瑞、王安江、龍翔、曹恒、于小平、曾成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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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的感覺是,至少在本科階段,好像只是做個素質教育。家長讓孩子干什么,學什么,孩子就去照做,他的個人選擇與個人對事情的理解都沒有跟上。在孩子進入大學后,開始慢慢成熟懂事,也許才會發現,其實這不是他內心真正想選擇的,但迫于學習的規律和管理,也只能按照這條路走下去,等熬到畢業走向社會后再做第二次選擇。這樣來說,其實前期的教育,至少在我來看,功效會打折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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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現在社會上的產業細分之后,可選擇的工作更多了,各種不同的誘惑也就大了,所以畢業走向社會后,學生做第二次選擇是非常自然的。但我依然認為教育要恰到好處用到刀刃上的話,那就應該是“學有所致”,要做到這點,可能在初高中的藝術教育與藝考這個環節上得有所改革,就是允許年輕人有多次的選擇,這樣才不至于我們的教育資源在這個環節上被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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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中國美術學院2018年本科招生考試拉開帷幕。龍翔(上排左五)與同事們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高級中學(四川考點)合影

龍翔(左四)與同事們在四川考點進行現場確認工作

直到定稿時,筆者得知龍翔正帶領著中國美術學院的招生隊伍忙碌在四川考點,延續著40年前浙美人為國家、為學院選拔人才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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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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