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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王世襄

2014/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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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王世襄(之一)_圖1
王世襄

王世襄(1914-2009),號暢安,祖籍福建福州,在北京出生和成長,著名學者和文物鑒賞家,為我國的文物保護和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著作等 身,其中《明式家具研究》、《髹飾錄解說》、《竹刻藝術》等影響尤為廣泛。今年,正值王先生誕辰100周年,勢必有盛大的紀念活動。孟子有言:“頌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寬泛一點來說,也就是要了解一個人,既要讀他的作品,也要對他所處的背景有所了解。這一點無疑也適用于我們對王 世襄的了解上。因此,筆者不揣鄙陋,擬對王先生的各方面情況作一簡單介紹,權當暖場。

家世

王世襄出身于書香門第。

在清代,其高祖、祖父、父親均在朝中做官。高祖王慶云,曾任陜西、山西巡撫和四川、兩廣總督及工部尚書等職,著有《石渠余記》,《清史稿》有傳;祖 父王仁東,曾任內閣中書、江寧道臺,為官后舉家移居北京;父親王繼曾,畢業于南洋公學,1902年隨中國駐法大使孫寶琦赴法國進修,從事外交事務。并且, 伯祖王仁堪為光緒三年(1877)年丁丑科狀元,梁啟超是他的門生。

在他母親方面,外公以經商致富,頗具新潮思想,曾將子女送往國外游學;大舅金城山水、花鳥、人物俱精,與陳師曾周肇祥等一道組織“中國畫學研究會”,影響很大;二舅金東溪和四舅金西厓都擅長刻竹,后者被公認為近代刻竹第一家,有《刻竹小言》傳世;而他母親同樣精通書畫。

可見,其家世不可謂不顯赫。這樣的出身給予他的好處之一是開明的教育方式。從小,王世襄就一邊學英語,一邊學文言, 兩方面的基礎都比較扎實,為他后來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便利,無論是戰后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簡稱“清損會”)的工作還是1948-1949年的美國之行 都與這關系密切;二則家境既好,更因母親的寵愛,王世襄得以發展自己的喜好,對個人中意的事物能夠一往情深。養鴿子、養蛐蛐、養狗、養鷹等都成了他的愛 好,且成為他著作的內容。藝術收藏與廚藝等情況也類乎此。

當然,好的出身只是給了他比一般人更多、更好的機會,并不能保證他必然能夠成功,最重要的無疑是他個人的選擇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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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期的王世襄與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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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據王先生接受采訪時回憶,他小時候“頑皮淘氣,不肯念書,到處惹禍,如上房、打狗、捅馬蜂窩等”,導致“親友都討厭我”。而且,在他懂事、優秀的哥 哥去世后,母親更是“放縱溺愛”,只要對身體有益的都允許他玩,于是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在上大學時,還和一群人牽了四條狗半夜出去捉獾,深夜才聲音嘈雜地 回家,導致住在隔壁的陳夢家夫婦以為強盜來了而惶恐不安。

但是,在母親去世后,王世襄幡然悔悟,放棄所有玩物,專心于學習,以畢業論文《中國畫論研究》獲得碩士學位。

畢業時,他最想進的是故宮博物院。由于當時的故宮博物院因戰亂完全無法開展研究工作,一旦進去,他也只能做一些行政工作,這并不是他想要的。于是, 他請梁思成介紹前往歷史語言研究所找所長傅斯年求職,為后者果斷回絕:“燕京大學出來的人根本不配進我們的史語所!”最終為營造學社錄用,擔任助理研究 員。

抗戰勝利后,從當年10月開始,擔任“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至1947年,為祖國追回大量文物,功不可沒,卻在后來因功受罪,使王先生在去世前仍耿耿于懷。

1948年5月,由故宮博物院指派,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前往美國和加拿大參觀博物館,著有《游美讀畫記》。

追回文物

對王世襄個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應該是為祖國追回文物和由此導致的一系列后果。得益于王先生受審查時留下來的“交代”和平反后他本人寫的文章,我們能對事情的始末有清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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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宴樂漁獵攻戰紋青銅壺(沒收楊寧史銅器之一)

1944年,日軍在“二戰”中已經節節敗退,反法西斯同盟計劃全面反擊。這時,出于保護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文物的目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反攻時保護文物 的重要性,并同時轉述給政府,隨即,“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清損會”的前身)成立,由杭立武任主任委員,馬衡、李濟、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員。其中,脊椎 鈣硬化、靠鐵架子支撐身軀的梁思成先生為保護古建筑最為用心,且做了大量實際工作,編寫了《戰區文物目錄》,給王世襄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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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粉彩仿古銅彩犧耳尊,1946年王世襄收購自郭觶齋藏瓷

抗戰勝利后,由馬衡、梁思成推薦,王世襄擔任“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自1945年11月開始正式著手工作,至1946年9月止,共追回六項重要 文物,包括沒收德國人楊寧史青銅器二百四十件、收購郭葆昌陶瓷、追還美軍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人瓷器、接收溥儀存在天津張園保險柜中的一批文物、接收海 關移交德孚洋行的一批物品、從日本押運善本回國等。王世襄兢兢業業,盡職盡責,為保護祖國文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所有經手物品都有清單可查,保證了 其中絕無營私舞弊之可能性。

但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對人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出身和過往經歷來認定的,如此,像王世襄這樣出身于“剝削階級”、又曾在民國政府相關機構中任職 的人員就顯得可疑了。果不其然,早在1950年,王世襄就被送到華北革命大學改造一年,在“三反”運動中被送到東岳廟、白云觀中“學習”,面臨“打虎英 雄”的恐嚇、疲勞轟炸,感染上了結核性肋膜炎,落下了病根。

嗣后,因無法找到任何能證明曾貪贓枉法的證據,王世襄被釋放。但釋放并不意味著清白,毋寧是尚未找到證據說明他是個貪污犯,因此,他在不久后就接到 文物局通知,被告知“已開除故宮公職,可去勞動局登記,自謀生路”。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王世襄好友朱家溍身上,而且最令人哭笑不得是,因為朱家溍曾習武強 身,警方派出了二三十警力層層包圍朱家,將其逮捕。

1957年,性格耿直、“政治覺悟低”的王世襄在“大鳴大放”中成了“引蛇出洞”策略中的出頭蛇,再次遭受打擊,在之后席卷全國的“文革”中自然無法幸免。因此,自建國以來,他遭遇了一連串不公平的待遇。

直至王老去世,有關方面仍未對當年的保釋和開除公職作出正面解釋,但這件事情卻一直縈繞在王世襄的心頭。他曾為此寫了一篇名為《“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善者真也》的文章,在篇末仍要求有關方面就“對當事人卻是有關人格、是否有玷辱載諸史冊幾代清廉門風的天大之事”給出一個結論。

?? “我負荃猷”

這是王世襄寫的悼念妻子袁荃猷的文章的題目。如果說“吾愛孟夫子”讓人感受到了李白的熱情奔放,那么“我負荃猷”,就和吳冠中的“我負丹青”一樣,讓人感到了其中的深情、沉痛和悔恨。

“知君耽寫生,我為備筆楮;君畫突兀山,我寫丫枝樹”、“繞園兩三匝,余勇尚可賈。攜手登阜丘,疊石不能阻”——這便是王世襄與夫人袁荃猷幾十年生活的真實寫照。

袁荃猷也出生于書香門第,從小琴棋書畫皆 有涉及,后入燕京大學教育系。她當時的畢業論文是編一本中小學國畫教材,而教育系主任周學章先生知道王世襄對于中國畫有所了解,便介紹袁荃猷去找他指導其 教材的編寫。正是這一機緣,讓兩人得以相識。出于對書畫及文物的熱愛,兩人逐漸有了共同語言,漸生情愫。1944年,王世襄到達李莊后,因“可敘之事漸 多,書信也頻繁起來”。1945年歲末,兩人在北京結婚。他們的相識、相知、相愛及婚后的生活都與藝術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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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與袁荃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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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先生之所以如此沉痛,主要是因為感到妻子為自己付出了太多,而自己對她的關愛不夠。在王世襄遭遇各種不公平對待時,是袁荃猷始終信任、支持他; 在他為文博事業嘔心瀝血時,是袁女士始終在默默奉獻;在他因眼疾無法下廚時,是妻子違背“君子遠庖廚”的祖訓為他學習做菜;在他年老體衰之后,是身體孱弱 的妻子在燃燒自己的生命照顧他。以至于現在我們能見到四十余部王世襄本人的作品,而袁女士的傳世之作卻寥寥無幾,其中前者著作中的大量資料收集和繪圖等工 作都是由袁女士完成的。

朋友圈

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氣類相通的人總是更容易走在一起,因此,從一個人與什么人交往中,我們能夠大致揣測此人的特性。

王世襄接觸過的人很多,勢必無法一一列舉,此處僅分幾類,大概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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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衡

茲從前輩說起。原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和營造學社的中流砥柱梁思成的提攜無疑對王世襄影響深遠,而王氏對這份情誼充滿了感激之情。馬衡與王家頗有淵 源,他與王世襄父親為上海南洋公學的校友,兩人時常往來,所以王世襄從小就知道這位馬老伯。戰時的“國寶西遷”,使王世襄在重慶得以與馬衡相遇,并且他直 接表達了想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的愿望。但因當時只能從事人事秘書之類的行政管理工作,無法展開研究,所以王世襄并未留下。雖是如此,與馬衡的這次見面,無疑 讓他與故宮博物院結下了不解之緣,并且,日后的如愿以償,與馬衡的關心和提攜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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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梁家與王家可算得上真正的世交:梁啟超是王世襄伯祖王仁堪的門生;梁思成與王世襄大哥王世富是清華同學;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嫻與王母為閨蜜;王世襄曾 與梁思成外甥在燕京大學時同班同寢……兩家關系,可見一斑。王世襄去拜訪傅斯年時,就是梁思成代為引見的。之后,他推薦王世襄去自己任職的中國營造學社, 從事古代建筑調查、研究和測繪,文獻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等工作。正是由此開始,梁思成將年輕的王世襄引入了文物研究的領域,并成為他終生為之奮斗的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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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他和傅斯年雖然未曾深交,但后者顯然對他的人生有一定的影響。當時,王世襄想去語言歷史研究所工作,而所長正是傅斯年。當他了解到王世襄畢業于燕京 大學時,即刻斷然拒絕道:“燕京大學出來的人,根本不配進我們史語所!”面對這“赤裸裸的鄙視”,王氏似乎未往心里去,并曾寫過一篇名為《傅斯年先生的四 句話》的文章,對傅氏所說的“那年在重慶你來見我,我不知道你還能辦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感到“受寵若驚,十分感激”。

而張伯駒先生是另一位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家。在2013年出版的《王世襄集》第三冊中,王氏收錄了三篇專門介紹自己與張伯駒交往經歷的文章,在同書其他地方也曾數次談到后者,對張氏的大公無私、不拘小節、真誠、“富不驕,貧能安”感到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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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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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與朱家溍

在同輩中,與王世襄交情最深的非朱家溍莫屬。按照王氏的說法,“在我一生中,包括故宮除名后到音樂和文物研究所工作期間,少則一周,多則旬余,不是 我去看季黃(朱家溍字),便是他來看我”。兩人的情況非常類似——官宦家庭出身,從洋人辦的大學畢業,與馬衡交往密切,在故宮工作,“三反”中遭遇不公正 待遇等等。經歷類似,品格相近,又志趣相投,也難怪互相引為知己了。值得一提的是,兩人都是大“玩”家:王氏擅長馴養動物、做菜、收藏家具、把玩器物,朱 氏擅長戲曲,談吐幽默,都活得很有興味。

一般來說,傳統的讀書人在編纂文集時,談到交游大都挑選與比較重要的對象(這個重要既可以是交情深厚,也可以是對方聲名顯赫等)有關的文章,而且多 涉及正面評價。王世襄的文集同樣如此,但評價不高的主要有兩位,一是杭立武,二是王季遷。對杭氏的評價與說話時的立場有關,有點類似于套話,但對王季遷的 評價可以鮮明地反映出個人的好惡。看看王世襄在描述王季遷時所用的語句吧——“精明工心計”、“有時精明到近于吝嗇的地步”、“他的失算似乎并沒有得到人 們過多的同情”等,對比為王世襄敬重的張伯駒的優點以及他本人將大量收藏捐贈給博物館的壯舉等,可知這兩位同姓的收藏家,其價值取向確實存在顯著差異。

軼事

談到王世襄,不提吃總會覺得有缺憾。由于妻子遠庖廚,所以買菜、做飯的家務一直由王氏擔當。不過,作為一個資深的“老饕”,懂得欣賞的同時,他也擅長烹飪。當筆者讀到王先生寫“已故老友張蔥玉兄,是一位杰出的書畫鑒定家, 也是一位真正的美食家。他向我幾次講到上海紅房子西餐館的黃油煎蘑菇如何如何雋美”時,想當然地以為王老會夸一下真的好吃。結果他筆鋒一轉,說自己 1959年專門點了一次這道菜,大失所望,回去后親自烹飪蘑菇款待張氏,以至于后者“大快朵頤,連聲說好”。讓筆者不禁感嘆原來大師都是這么夸人的,又學 到了新招。

我說王世襄(之三)_圖6
王世襄在觀察葫蘆上的蟈蟈

有時候,王氏愛吃已經到了“不知死活”的地步。無論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知識分子改造中,還是“文革”中被關進干校時,只要有機會,他都會去找吃的或 做好吃的。甚至在1956年被“一位‘左’得十分‘可愛’的同志”監督著出去考察時,他依然借著走在最前面的機會,一口氣跑出“至少三五里之遙”,“奢著 膽子去吃了一碗蕈子粉”,事后還寫文章說這是“我在整個普查中吃到最好的野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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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在欣賞自己的并蒂葫蘆

收藏當然也是王世襄的重大愛好,其記載的一些收藏經歷同樣饒有趣味。最有意思的事情發生在徐世襄和朱翼庵身上。兩人都是文物愛好者,相互間交情很 深。其中,徐氏尤愛銅爐,而后者在客廳里供著天下第一宣爐。在幾次求讓未果后,有一天徐世襄“匆匆忙忙來到朱家,見到翼庵先生一言不發、跪地磕了一個響 頭,抱起銅爐就走。翼庵先生奈何他不得,只好目送他走出大門,從此銅爐易主”。這種用近乎耍無賴的方式要求轉讓藏品的事情曾發生在很多人身上,往往被傳為 美談,這僅是其中之一,王氏本人為了得到心愛的物品也做過類似“坑蒙拐騙”的事情,同樣“不知羞”地寫在了文章里面。

王世襄喜歡玩蛐蛐這是眾所周知的了,一次他與黃苗子聊 天時又談到了這個話題。王世襄說,之前有個陶七爺,還有個趙先生,兩位各有一只可謂是蛐蛐中的“常勝將軍”。當時就有人想借到上海去斗,兩人都沒借,都懂 得“兩虎相爭,必有一傷”的道理,生怕失去自己的寶貝。之后就每天盯著自己的蛐蛐看,也不拿去斗了,就這么養著,直到給它們“養老送終”為止。不過對于當 下的境況,王老還是十分不滿的,他說玩蛐蛐漸漸被弄的烏煙瘴氣,越來越市場化、經濟化,人們變得唯利是圖。之后兩人還通過這個小問題延伸到當下的一些不良 現象,可謂以小見大了。

當然,關于王老的奇聞異事不止于此,小編在之前《王世襄先生二三事》中已略有談及,在此便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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